随着全球气候治理进程加速推进，绿色投融资规模呈增长态势。绿色投资资金集中涌入可再生能源、节能环保等 “纯绿” 领域，而钢铁、化工、交通等传统高碳行业的低碳转型项目却面临融资瓶颈，资金供需错配问题凸显。
在此背景下，转型金融成为全球绿色金融的焦点。近日，在2025绿金委年会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交流会期间，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围绕转型金融等线世纪经济报道的专访。
“转型产业占经济的比重远大于纯绿产业。”马骏认为，在政策、标准和能力到位之后，转型金融业务有望呈爆发式增长。政策支持方面，国际上，《G20转型金融框架》包括了五大支柱、 二十二条原则。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已经编制了四个行业的转型金融目录，我国已有多地出台了地方性转型金融标准。
对金融机构来说，应该及时把握年底前我国将宣布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为转型金融带来的动力和机遇。NDC发布之后，各地方、行业和大型企业就必须明确未来五到十年的碳减排目标和路径。 届时，如果企业转型需求已然迫切，而某些金融机构却还未具备提供转型金融的业务流程及服务能力，那就会错失宝贵的市场机遇。
《21世纪》：金融机构在实际操作中面临一些痛点，尤其是在平衡可持续目标与盈利之间，以及与传统业务逻辑的差异。转型金融是否意味着银行需要重塑业务？银行在转型规划中有哪些前瞻性做法值得关注？
马骏：当前，转型金融仍处于起步阶段。最初的推动主要来自政策层面，比如央行牵头制定转型目录和地方政府一些监管部门的要求。但政策出台后，真正的执行主体还是银行。目前，大部分银行尚未建立与转型金融相关的内部业务流程。
这里面有两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银行如何准确识别符合条件的客户？第二，项目是不是符合转型要求的？
目前，银行只是在少数案例中试点操作转型金融，大部分还没有建立系统性的转型金融业务流程，包括客户与项目的识别与准入要求。当然，也有个别地方走在前列，比如湖州已累计发放了大约200亿元的转型融资，河北在钢铁领域也有约200亿元的转型贷款案例，算是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多数地区仍然是空白。
接下来，各家银行必须加强内部能力建设，不仅要完善业务流程和风控体系，还要解决“获客”难题。银行虽然知道某些行业里可能有客户，比如钢铁、水泥、化工，但不知道怎么把这些原本不了解转型金融的企业变成愿意申请转型贷款的客户，这需要大量工作和能力建设。
湖州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他们请行业专家为企业培训，比如针对纺织行业的高碳企业，专家会讲解如何通过某些技术路径实现碳减排，同时还能提升经济效益，几年内就能收回投资。很多企业听完之后才意识到，转型金融不只是成本，还能提高长期生存能力，甚至赚取更多利润。通过这样的培训，很多企业就从潜在客户变成了转型金融的客户。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谁来做这些辅导、赋能的工作？如果让银行自己做，有人会认为成本太高，而且做完之后客户未必留在自己银行，可能转向别的银行申请贷款。
我认为，除了有前瞻性的银行会主动作为之外，政府和行业协会应该出面组织专业性、系统性的培训和辅导，让更多高碳企业了解转型金融，提升对转型的紧迫感和可行性的理解，从而成为转型金融的客户。
《21世纪》：今年许多国家都将宣布新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中国的NDC目标对转型金融是否有促进作用？
马骏：到目前为止，在各地推动转型金融的过程中，发现许多企业对设定短中期具体的减排目标还没有足够的紧迫感。部分原因是虽然国家宣布了要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但许多企业认为碳中和是一个遥远的目标。
最近，我国宣布将在今年11月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COP30）之前公布2035年的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这意味着在几个月内，我国将明确未来十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降幅。不久之后，各地区、行业和各大企业都需要拿出自己如何落实NDC的短中期目标和方案，即低碳转型方案。因此，有了NDC的目标之后，对许多认真落实碳中和的企业来说，转型金融就成为必需品，而不是可选项。对这些企业来说，转型不是十年后的事，而是今年应该起步的现实任务。
对金融机构来说，应该及时把握国家宣布NDC为转型金融带来的机遇。如果企业转型需求迫切，而金融机构却还未具备提供转型金融的业务流程及产品和服务能力，那就会错失宝贵的市场机遇。
《21世纪》：今年42家上市银行披露了ESG报告，如何看待金融机构的可持续信息披露？
马骏：目前，不管是实体企业还是金融机构，在ESG报告的披露中，多数都还没有完全达到ISSB（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Standards Board）的要求，尤其是在碳相关信息披露方面，至少有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第一，关于碳核算。大多数企业和金融机构已经披露了范围1和范围2的碳排放数据，但披露范围3的还很少。对银行来说，范围3碳排放中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投融资活动带来的碳排放，比如贷款给企业后，这些企业产生的碳排放的一部分就属于银行的范围3。目前，这方面的核算还刚刚起步。
第二，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评估。按照ISSB的要求，企业和金融机构需要评估气候风险和机遇。风险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企业继续保持高碳运营，就会面临产品卖不出去、未来被要求购买碳配额等风险，但现在大部分企业都没有对这些风险做量化估算。当然，气候变化也会对一些企业带来机遇，比如减碳能力强、有绿色创新技术的企业，可以把相关技术卖给更多客户，赚取更多收益，但大部分企业也没有对这些机遇做量化评估。
第三，转型计划的披露。目前还很少看到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编制完整的转型计划。所谓完整的转型计划，必须包括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碳减排目标。例如，短期可以设定为5年内碳强度降低多少，中期设定为10年内降低多少。长期目标倒不用太担心，反正到2060年都要实现碳中和，但至少要设定具体时间点，比如2055年达到零排放。目标确定后，还必须配套具体措施，包括技术路径和投融资方案。所谓转型计划的核心就是明确的碳减排目标和具体的实施措施，目前大部分上市企业和金融机构虽然披露了ESG报告，但这些与低碳转型相关的核心内容还是缺失的。
马骏：ESG评价标准不统一，这不仅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讨论这个难题。现在有很多不同的ESG披露标准，有些是监管部门制定的，比如我国的生态环境部、证监会、证券交易所、人民银行、财政部、国资委等都发布了ESG或可持续披露的要求；有些是NGO发布的、行业协会或金融数据和信息平台公司编制的，属于自愿遵守的要求；还有一些是供应链链主对供应商提出的要求。此外，有些披露要求是针对国内利益相关方的，有的（如欧盟发布的）不但对国内企业，也要求外国与欧洲做生意的企业遵守。全球至少有几百套ESG、可持续相关的披露要求，各国ESG披露标准不统一、不兼容，导致披露成本高和跨境交易额外成本等问题。近年来，在G20、IOSCO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协调下，ISSB发布的可持续披露准则正在成为统一国际ESG披露标准的一个重要基础。
在我国，已经具备逐步建立ESG信披统一框架的基础，那就是财政部制定以ISSB准则为基础的我国企业的可持续披露准则。当然，目前这只是一个框架性、自愿性标准，还没有强制执行。不过，未来可持续披露准则的某些内容，可能会成为强制披露要求。无论是证监会、人民银行，还是其他监管机构，最终都要以这个框架为基础，确保对同类企业的披露要求之间的一致性。预计未来这个框架会逐步细化，对该强制披露的实施强制披露要求，并提前公布未来实施强制披露的时间表。
马骏：美国不仅退出了《巴黎协定》，还退出了多个重要的国际合作平台、协议和机制。例如，年初美联储就推出了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在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中，美国曾与中国共同担任联合主席。然而，美国近期宣布不再担任这一职位，G20工作组已经决定由意大利接任。此外，一些美国机构主导的气候融资合作平台也面临困难，美国许多金融机构相继退出并不再做出明确的减碳承诺。
这些因素确实对全球可持续金融的大环境带来一定冲击。比如，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削减，导致其停止对全球多个国际组织的资金支持，尤其是会影响GEF等多边气候基金的资金来源。
不过，我认为这一影响并不致命。长期以来，对气候资金的狭义定义是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去年年底，这一承诺金额增至3000亿美元。当时美国正值拜登执政，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个积极承诺，但现在看来未来几年要实现这个3000亿的承诺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不出资，其他发达国家自然也会持观望态度。
从全球可持续投资的资金体量来看，这一块资金所占比例其实很小。根据我的估算，全球每年可持续金融的融资规模大约为3万亿美元。发达国家承诺的1000亿美元的气候资金也仅占约3%。其中，美国政府历史上提供的资金援助约为这1000亿的10%，在全球可持续投资的盘子中只是微小的一部分。
我更担心的是私营部门的信心动摇。美国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规模巨大，资产总额以百万亿美元计，如果这些机构因政策变化而缺乏信心，不再大规模投资绿色项目，影响才会真正显现。因此，中国、欧洲和金砖国家等应加强合作，展现全球领导力，共同联合建立更具吸引力的绿色金融机制、标准与平台，进一步完善能力建设，确保社会资本，尤其是私人资本，持续参与绿色低碳投资。
《21世纪》：中国如何提升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全球领导力？
马骏：在实际操作层面，中国和欧洲的合作已取得重要进展。其中，中欧共同分类目录就是一个突破性的成果。过去，各国绿色标准不一致，成为了跨境融资障碍。自2022年中欧联合牵头的《共同分类目录》发布以来，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融资时，已广泛采用该目录贴标，无需同时贴上中国标准或欧洲的标准标签，降低了认证成本，提高融资的便利性。
具体而言，用共同目录贴标在国际市场上发行绿债有三个好处。第一，这一目录提升了投资者对债券的认可度，因为投资人认为用共同目标贴标的债券是“更绿”的资产。第二，避免了多重认证的成本。第三，因超额认购，融资成本进一步下降。
这一机制应继续推广至更多国家。当前新加坡已加入共同目录，期待巴西、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加入，共同开发未来版本的《共同分类目录》，并使其成为提升全球绿色金融市场标准兼容性的重要工具。
此外，全球还需进一步推动可持续信息披露准则（ISSB）落地，以降低由于信息披露标准不统一带来的市场分割和跨境交易成本问题。目前，约有40个国家和地区已采纳或宣布将采纳ISSB，但全球仍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亟待引导。如果不能统一披露标准，各国可持续指标难以对比，重复报告和认证成本过高，全球市场将被割裂，阻碍跨境资本流动。中国财政部已发布中国版的ISSB标准，未来中国应该在发展中国家推动采纳ISSB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全球碳市场的互联互通也亟需突破，尤其是自愿碳市场（或碳信用市场）。目前，各国大多自建碳信用市场、采用自有标准，相互之间缺少认可。许多国际投资人担心这些市场缺乏透明度、标准不严、存在“假绿”风险，从而对投资碳信用产品望而却步。
目前，碳信用市场规模小、流动性不足，限制了项目的融资能力和该市场支持气候行动的潜力。这一难题需要国际社会和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同解决。我建议，在相关国际组织的协调下，中国和某些发达经济体可以共同牵头，推动全球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ICVCM）所提出的核心碳原则被各国采纳，提升各国碳信用标准的兼容性和一致性，同时通过推动落实巴黎协议第六条，促成各国自愿碳市场的互联互通。这样，全球自愿碳市场才能尽快上规模，为动员全球社会资本更积极、更有信心地投入可持续项目创造平台。
此外，我们需要与国际社会一道，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能力建设，把中国在内的各国优秀做法推广出去，其他包括标准、政策、产品等内容，也包括通过数字技术降低绿色金融的交易成本的提升效率做法。
《21世纪》：7月15日是我国碳市场启动4周年。COP29（《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九次缔约方大会）通过了《巴黎协定》第六条款（Article 6）机制。中国碳市场是否已迎来全球化发展的时机？
马骏：碳市场的问题相对复杂。如果我们将其拆分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强制碳市场，即全国碳排放配额市场（ETS）；二是自愿碳市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CCER（中国核证自愿减排机制）市场。
强制碳市场的国际化难度较大，因为它涉及各国的“碳定价权”，影响一大批控排企业的生存，属于高度敏感的问题。很多国家不愿意放弃碳价的主导权，因此在全球范围内，强制碳市场之间往往是相互隔离的。这种情况短期内难以彻底解决。
相比之下，自愿碳市场实现国际互联互通的可能性更高。一方面，这类市场规模还很小，覆盖的减碳活动的类别也有限，开展跨境碳信用交易对各国整体经济的影响十分有限。另一方面，巴黎协定第六条已经建立框架，支持各国之间开展跨境碳信用交易，尤其是用于支持低收入国家减碳活动的这类交易占道义高地。
目前，新加坡、日本、瑞士等国已经与不少低收入国家签署了6.2条框架下的碳信用合作协议，中国也应该探索如何积极参与。我认为，作为试点，中央可以考虑授权港澳等经济发达的特别行政区与一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签署6.2条框架下的碳信用合作协议，以此积累经验，推动自愿碳市场的国际互联互通。
中国的CCER也可以考虑与海外市场探索互联互通的机制。比如，中国在海外的一些中资企业正在开发绿色项目，其中一些项目能够产生符合碳信用标准的减排量。未来，可以考虑将这些合格的海外减排量纳入中国的CCER市场进行交易，也可以考虑与港澳的跨境碳信用交易形成协同合作模式。
马骏：从中长期来看，我认为碳价肯定是上涨的趋势，因为国际上已经有现成的参照，比如欧盟的碳价曾经达到相当于每吨人民币1000元左右的水平。
目前，中国有很多绿色技术亟需推广，但缺少足够的碳价激励机制，导致社会资本不愿参与。主要原因是这些技术成本较高，比如CCUS（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如果碳价只有100元，是无法实现经济效益的，至少需要300元以上的碳价，某些CCUS才有可能规模化落地。
未来，还有许多节能减排的绿色技术，都需要比现在更高的碳价，才能有效激励技术创新和融资投入。碳价一旦上涨，不仅会吸引更多研究者参与绿色技术创新，也会给资本市场释放明确的投资信号。
当然，碳价每年涨多少很难预测，因为市场还受到配额制度改革、履约周期、市场参与主体等因素的影响，难免出现波动。不过，如果资本市场的参与度提升，碳市场的流动性改善，我觉得碳价的总体上涨趋势会更加平稳，碳价也能传递出更有效的市场信号。南宫28官方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