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创新添薪续力”“发展人工智能，将为我国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在这样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国何去何从，不仅关乎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而且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业。面向未来，人工智能技术既要快速发展，同时又要确保持续健康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具有前瞻性的重大决策部署和重要论述，为我国发展人工智能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我们要把握其中的指示精神和重要原则，抢抓人工智能健康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机遇。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能力强大、通用性强，未来会逐渐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方面。因此，也将在多个层面给传统人类社会带来各种风险与挑战，主要包括隐私泄露、劳动替代、深度伪造、法律体系可能面临失效风险、行业边界的模糊、伦理问题以及失控风险等方面。
抓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大历史性机遇，应坚持以人为本、引导智能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治理，使人类共同正视人工智能的风险，形成对于人工智能治理的价值共识，并共同采取较为一致的关于人工智能的伦理和法律规范，实现全球范围的协同共治。（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2期）
何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网络社会治理、国家战略、行政体制改革、经济与制造业服务化等。主要著作有《改革开放 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转型（1978-2012基于党内法规与类法规文件的分析）》《人工智能时代的治理转型：挑战、变革与未来》《道与无为：中华道家的治理思想及对人类治理体系完善的启示》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 王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也伴随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费和与之相关的碳排放、污染物排放的大幅增加，导致环境治理成本快速上升，主要依靠资源投入和生产规模扩张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面临挑战。在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下，绿色、低碳和数字化发展是工业未来的转型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工业领域碳减排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我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却需要提前面对碳减排的约束。从发展成本的角度来看，可能增加的碳减排治理成本或将导致高碳产品出口失去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其次，我国不同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在制定碳减排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差异性，这增加了工业领域制定和实施碳减排政策的难度。最后，我国工业领域整体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横向比较仍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工业整体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仍低于发达国家。
面向未来，工业领域尤其需要深刻变革，以绿色、低碳、数字化推动和引领工业进一步转型升级。首先，需要进一步优化制造业结构，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发展。其次，深挖工业领域节能潜力，让节能、提高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等举措发挥更为积极有效的作用。最后，以数字化、智能化引领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污染物减少和碳减排。（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2期）
王谋，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员、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南宫28娱乐平台研究方向为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可持续城市和环境治理。近年来在《生态学报》《山地学报》《自然资源学报》以及《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等期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主要著作有《全球气候治理》、《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70年》（合著）等。
基层是国家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减负是“压担子”和“挑担子”的辩证统一。“压担子”承载着为基层干部干事创业注入外部动力、提供行动指引的双重使命，是高质量高水平“挑担子”的前提。如何以“压担子”激励和引导“挑担子”，贯穿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各领域全过程。无论是“压担子”还是“挑担子”，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手段。衡量和检验“压担子”和“挑担子”的工作成绩和实践成效，不是单纯地计量“压担子”和“挑担子”的项目与数量，而是因地制宜、培育和发挥区域优势、突出区域特色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地方篇章。
基层减负明确“压担子”的范围，促使上级更好“压担子”，驱动干部自我“压担子”，创造了更好地“压担子”条件。基层减负减掉虚功和冗余，催生基层干部“能挑担子”“敢挑担子”“真挑担子”“勇挑担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注入强劲的基层力量。“压担子”和“挑担子”协同联动，最终是要实现共同“挑担子”。基层减负以“担子”为纽带结成基层治理共同体，形塑上下左右共同“挑担子”的格局，促成单纯“压担子”向共同“挑担子”的转变，开启共同“挑担子”的基层治理新篇章：一是改善“压担者”对“挑担者”的领导关系，塑造上下共同“挑担子”的格局，形成“双向奔赴”改善基层治理的合力，二是加强不同“挑担者”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作，塑造左右共同“挑担子”的格局，凝聚改造基层治理的磅礴动力。（选自《人民论坛》2025年第7期）
杜黎明，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先后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项四川省社科项目，出版《新时代的理论意蕴研究》《新时代的理论张力》等多部学术专著，在高水平学术期刊发表论文70余篇。
冷战后，全球化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打破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单向作用过程，形成多主体的推动；打破了“中心-边缘”的结构，边缘地带国家崛起；打破了国家中心主义，非国家主体作用得到发挥，这些结构变化带来了明显的结构效应。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未来需要有更广泛的力量来推动，用发展逻辑逐渐取代资本逻辑，从思维观念上彻底改变“中心-边缘”结构所带来的影响效应，还需要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相结合，以及在数字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展现新的样貌。
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和全球南方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也将是全球化的变革力量，构建平等、包容、普惠的新型全球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更是新型全球化结构多样化的典范。中国的发展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而是要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设美好世界而努力。（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1期）
刘雪莲，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博导，吉林大学东北亚地缘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地缘政治理论、东北亚国家关系。主要著作有《政治与全球化》《全球化时代的地缘政治研究》《整体视角的东北亚——地缘政治的分析》《国家治理的全球治理意义》等。
在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研究阐释中，准确把握其本质内涵是一项关乎破题准确与否的前提性工作。当前，围绕这项工作所开展的理论研究并未达成清晰一致的意见，这与相关讨论陷入误区有关。“四个误区”主要指分别在文化产业经济学、西方人文经济学、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经济学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原初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这些误区易造成一定的理论混乱。
走出理论误区，需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基础资源和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从多个方面、多个维度围绕人文经济和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作出了科学系统的论述，这些论述为厘定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指明了方向。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是一种以当代人文经济实践为现实来源，以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揭示文化对经济的引领、浸润、赋能作用及其运作机理为研究目标，以弘扬经济发展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一切成果由人民共享为价值指向的知识和学问，其在本质上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本质内涵，可以从六个方面进行更为细致的理解，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主义“两个结合”的出场路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目标、超越西方经济学的学科视界、经济与文化双向驱动的核心主张、“润物细无声”的实践要求。（选自《学术前沿》，2025年第3期）
桑明旭，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人文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政治哲学。主要著作有《资本逻辑与公共性：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域》、《走进马克思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哲学视域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论文）、《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坐标、现实基础与世界意义》（论文）、《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论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