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浪潮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尽管存在政策周期和不确定因素，但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始终不断前行。
高质量的碳排放数据是做出政策和市场决策的基础及依据，从《巴黎协定》框架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碳贸易壁垒应对、企业ESG信息披露到产品碳足迹管理，都越来越体现出碳排放数据要素资源的价值。
未来要更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战略，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并创造性运用数据资源至关重要，特别是近年来卫星遥感反演及人工智能模型的探索应用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我国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碳排放统计核算、计量标准等政策文件，从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多层次在系统推动碳排放数据价值的挖掘。
应对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国际国内进程交织，全球气候治理的根本制度首先要求各国开展温室气体源汇数据的统计核算与清单报送，“清单”是迄今碳排放数据的最大范围集合。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要求所有缔约方编制并提交各种温室气体源的排放和汇的清除的国家清单，将清单编制明确作为一项国家义务。此后，联合国气候谈判进程始终在致力于完善该数据体系，建立了国家信息通报等相关制度，并提出了“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等重要原则。《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进一步建立了强化透明度框架，提出了每两年提交一次双年透明度报告等系列新要求。为了进一步在操作层面推动全球温室气体管控的共同行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最早开始研究编制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方法和指南。
《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1995）》是第一版，很快被《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1996修订版）》取代，并在此基础上发布了配合使用的《2000年优良做法和不确定性管理指南》和《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优良做法指南》。《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是在整合上述技术文件的基础上，构建了更完善也更复杂的方法学体系。但因其复杂性和支撑数据较难获得，一直未在发展中国家普遍使用，发达国家在使用过程中也发现了不少问题。
为了弥补不足并适应新需求，最终形成了《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修订版）》，该指南与2006清单指南、2013湿地增补指南共同构成了迄今最科学、最全面的方法学体系，涉及能源、工业过程和产品使用、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废弃物及其他等六大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气体种类见表 1。
IPCC指南还根据方法学复杂程度设置了三个层级，最常用且基本的核算方式是把人类活动信息（称作“活动数据”或“AD”）与量化单位活动的排放量或清除量的系数结合起来（称作“排放因子”或“EF”）。此外，该指南还部分采用了质量平衡法、直接测量法等，如农林和其他土地利用部门使用的存量变化法，对涉及制冷设备中HFC等时滞排放情况则提供了如一阶衰减模型等更为复杂的建模方法，并考虑结合遥感反演、地面监测等手段。
为更好支撑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3（气候行动）的实施，国际标准化组织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温室气体与气候变化管理及相关活动分技术委员会（ISO/TC 207/SC 7）为此编写发布了14060系列标准，为分类别量化、监测、报告、审定、核查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提供了技术规范指引。
上述标准既可以用于企业整体或项目、产品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也可以用于气候变化相关行动倡议、碳交易及信用抵消、气候投融资等活动的减排绩效核算。
随着应对气候变化社会参与日趋广泛，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市场机构也极大地参与到碳排放数据体系建立的阵营中来，特别是采用市场和公众更为容易接受的技术概念和规范来丰富这一体系。
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RI）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共同发起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建立了全面的全球标准化框架，特别涉及城市、企业等，建立了传播和辨识度很高的“范围一、范围二、范围三”的全价值链排放框架，如图2所示。
此外，《京都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CDM）、《巴黎协定》第六条市场机制、区域/国家强制配额市场（CCMs）、国际自愿抵消市场（VCMs）、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碳排放绩效或ESG评价、产品碳足迹管理等也涉及排放核算等问题，相关方法和思路往往脱胎于上述主要数据体系，如《金融行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披露全球性标准》（PCAF标准），该标准就是基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开发的，被应用于金融机构气候风险敞口估算、投资组合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基准值及目标确定、金融产品挂钩的碳减排效益测算、气候相关金融激励政策制定等多场景。
目前，已有不少国际机构基于长期开展的全球碳排放核算研究形成了体系较为成熟的碳排放数据库，经常被引用和用于比较分析的包括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EDGAR）、国际能源署（IEA）、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世界银行（WB）、世界资源研究所气候分析指标工具（CAIT）和英国石油公司（BP）等国别数据库，南宫28官网以及欧洲参考生命周期数据库（ELCD）、德国GaBi、瑞士Ecoinvent等碳足迹因子数据库，逐步形成了较为有影响力的“数据”话语权，是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评估模型和情景分析、碳激励约束政策制订实施的重要基础。
我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统筹国际履约和国内工作不断推动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建设，为碳排放数据应用提供了重要基础。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及《“十二五”控制温室气排放工作方案》提出，“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数据制度”。经过不断地探索和实践，目前我国已基本形成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
2010年9月，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正式下发了《关于启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各地制定工作计划和编制方案，组织好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为了进一步加强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能力建设，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相关课题的支持下，编写发布了我国《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浙江、广东、重庆等地方也随后印发了市县（区）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南宫28官网生态环境部已形成温室气体清单制度，在时间上可做到“T—2年”，已达到国际较为先进的水平。
我国迄今已发布37项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国家标准、8项重点行业全国碳市场纳管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报告与核查指南，如表2和表3所示，正在逐步完善重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和技术规范。
自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国家自主贡献以来，各部门多措并举共同推动碳排放统计核算和数据体系不断提升质量。《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均不同程度要求加强碳排放统计核算能力建设，不断提高对碳排放统计核算的要求。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放在了新的高度。《加快构建碳排放双控制度体系工作方案》也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作为从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的基本线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等三部门于2022年4月印发了《关于加快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实施方案》，在此基础上，八部门于2024年10月进一步印发了《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工作方案》，国家统计局逐步形成了基于统计数据的覆盖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的碳排放统计核算方法与制度，搭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骨架”。
多部门先后印发《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计量体系实施方案》《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制定发布重点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标准，推动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温室气体排放环境影响评价、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碳排放评价相关工作，丰满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血肉”。生态环境部先后印发《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深化碳监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聚焦重点行业、城市和区域，分两个阶段开展碳监测评估试点，擦亮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的“火眼金睛”。
目前，我国已发布2021年、2022年分类别的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2023年电力碳足迹因子，并连续多年发布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由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支撑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也于2025年初正式上线，原材料工业产品碳足迹基础数据库（CNCD）、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数库（CPCD）、中国生命周期评价基础数据库（CLCD）、材料环境负荷基础数据库、天工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基于地理位置的全生命周期评价数据库（GIS—LCA）、中国汽车产品生命周期数据库（CALCD）等也在逐步完善。
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项大跨度复杂性的系统工作，我国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尚不健全，存在制度性约束，未形成统一规范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碳排放统计核算在不同部门间存在制度不兼容和多套数据的情况。另外，我国也尚未建立起供应链级别的、完备的碳排放数据体系。
以应对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为例，其核算方法依靠实测值、等效值或缺省值，在实测值方面，我国已经通过全国碳市场建设不断提升重点行业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监测和核算水平，但对间接排放，实测数据获取较为困难；在等效值方面，我国虽已参照ISO 14067制定实施了《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国家标准，但目前仅有十余项工业产品碳足迹核算规则团体标准获得认可；在缺省值方面，目前欧盟所公布的《2023年10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CBAM过渡期的缺省值》以及Ecoinvent等其他国际碳足迹工具存在滞后性和偏差，无法准确反映我国近年来能源和电力结构的优化成果，数据普遍高于我国相同产品制造所产生的排放量。
碳排放数据核算规则和相关标准的国际互认，不仅涉及技术性问题，还有政策性因素，仍有较长的路要走。
碳中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碳排放数据体系建设是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我国已经提出要全面建立国家及省级地区碳排放年报、快报制度，发布实施一批行业企业碳排放核算标准和产品碳足迹核算标准，定期更新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数据库，提高数据时效性和质量，建立数据共享和联合监管机制，显著提升碳排放相关计量、检测、监测、分析能力水平。
除上述政策性数据之外，更广泛地应对气候变化的数据还来自更复杂的大系统，如通过遥感卫星和地面传感器获取的各类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数据，新型电力系统中用于预测可再生能源出力的高影响天气数据，企业和家庭的碳排放行为数据，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源汇匹配数据，等等。
气候数据的数量和多样性正以指数形式持续增加，对基础设施、管理和存储提出了新需求，也为公共和私营机构专业化服务提供了新机遇。气候大数据、大模型等新的技术和产品将会在不远的将来逐步走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高质量的碳排放数据基础上，我国也在推动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零碳园区、碳市场、企业供应链、产品碳足迹等多场景的应用。近年来，碳排放自动监测系统（CEMS）、“天地空海”一体化监测网络、碳排放预测预警模型、“电—碳分析模型”等新技术手段不断涌现。
发展生产力、建立新的生产关系是在不牺牲经济增长及生活消费品质的前提下高质量实现碳中和的唯一方式。碳中和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之一，数智技术的应用有可能成为贯穿整个碳中和进程的重要底层逻辑，绿色化和数智化正在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能源和产业革命的“双翼”，这类新型“指数级技术”（exponential technology）是未来产业竞争的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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