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科学院建院70周年贺信中作出的“两加快一努力”重要指示要求
194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科学院成立。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机构和全国自然科学与高新技术的综合研究与发展中心，建院以来，中国科学院时刻牢记使命，与科学共进，与祖国同行，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我国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做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更多简介 +
中国科学院院级科技专项体系包括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重点部署科研专项、科技人才专项、科技合作专项、科技平台专项5类一级专项，实行分类定位、分级管理。
为方便科研人员全面快捷了解院级科技专项信息并进行项目申报等相关操作，特搭建中国科学院院级科技专项信息管理服务平台。了解科技专项更多内容，请点击进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国科大”）于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建于北京，1970年学校迁至安徽省合肥市。中国科大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是一所以前沿科学和高新技术为主、兼有特色管理与人文学科的研究型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简称“国科大”）始建于1978年，其前身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国科大实行“科教融合”的办学方针，与中国科学院直属研究机构（包括所、院、台、中心等），在管理体制、师资队伍、培养体系、科研工作等方面高度融合，是一所以研究生教育为主的独具特色的高等学校。
上海科技大学（简称“上科大”），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共同建设，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管，2013年经教育部正式批准。上科大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培养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努力建设一所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研究型、创新型大学。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新兴技术革命重塑产业格局，这不仅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脉，也回应着社会公众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切期盼。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钥匙，在于打通从“科学原理”到“工程技术”的转化桥梁——这正是技术科学的核心使命。
在这个技术科学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跟跑”迈向“并跑”甚至“领跑”的关键机遇期，在为全球前沿科技竞争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贡献智慧的攻坚时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有组织地开展科技战略咨询，聚焦“卡脖子”难题和前沿交叉领域，部署专题性与应急性研究，有效服务国家决策。
面向未来，我国技术科学的学科布局应如何优化？科学家和工程师又该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战略研究与协同攻关，在关键领域实现原创突破？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常委会主任杨卫。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技术科学部在科技战略咨询方面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有哪些？
杨卫：钱学森先生将知识的产生大致分为3个部分，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按照这个划分，技术科学是连接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推动科学向技术转化的科学，天然地发挥着中枢和桥梁的作用。
技术科学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推动多学科融合的技术科学研究，瞄准前沿交叉领域和“卡脖子”关键问题，有组织地开展战略研判和战略咨询，充分发挥学部的科学思想库作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战略咨询，为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发挥作用。
一是加强咨询工作顶层设计，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发挥学科特点，组织院士开展咨询研究。选题策划既要注重“卡脖子”的问题导向，也要重视前沿方向的探索研究，把科学问题落脚到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问题上。二是技术科学部常委会加强对咨询工作的指导，引导院士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站在国家层面剖析问题，在系统梳理已有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基于科学的判断，提出创新独到的见解。三是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院士参与咨询工作的积极性。
近年来，技术科学部咨询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川藏铁路岩体工程的主要挑战和对策建议”“科学规划开发我国水能资源，助力电力系统消纳新能源的建议”都获评为2023年度学部决策咨询优秀成果。
《中国科学报》：技术科学部如何有组织地开展战略研判和战略咨询，南宫28登录入口把科学问题落脚到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上？
杨卫：我们根据咨询项目的性质和内在要求，科学地规划和管理时间周期，服务国家需要。
例如，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围绕“卡脖子”关键问题，部署专题性咨询项目。技术科学部发挥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性的专业优势，围绕国家骨干水网水资源高效利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碳中和目标的材料循环利用、储能技术及产业发展部署了系列专题性咨询项目。
聚焦社会热点科技问题，设立应急咨询项目。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如2023年“7·11”郑州暴雨、梅大高速公路塌方修建等，技术科学部组织相关院士牵头调查、撰写咨询报告，真正做到了“快速响应，快速组织，快速评审，快速上报”，服务国家应急决策需求。
还有一类项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针对它们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议题提出项目需求，邀请或指定技术科学部的力量来“认领”和承担。例如，根据我承担的“开放科学”研究项目提出的“开放科学十年”行动计划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
总体来说，技术科学部的咨询项目生态是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既有院士们自下而上发起、源于实践真知的研究，也有响应国家战略需求、自上而下部署或联合委托的重要课题，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国家科技决策咨询使命。
《中国科学报》：技术科学部如何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持续深入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特别是针对尚未形成学科的前沿领域、空白薄弱学科、交叉方向、战略需求及关键问题，技术科学部怎样进行分析研判，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引领性成果？
杨卫：技术科学部坚持着眼学科发展前沿，进一步规范项目立项、过程管理、评审结题和成果发布等工作，提升学术项目成效。例如，近3年出版了宣益民院士主编的《电子设备热管理》、翟婉明院士主编的《轨道交通工程》等学科发展战略报告，对推动技术科学领域相关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2年起，技术科学部常委会开始组织开展“前沿交叉研判项目”，针对尚未形成学科的前沿领域、交叉方向、战略需求及关键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引领性成果。其中，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部署了由姜培学院士牵头的“面向‘双碳’目标的能源转化利用领域前沿交叉战略研究”、由张清杰院士牵头的“氨氢融合新能源交叉前沿与颠覆性创新技术战略研究”等项目。
此外，前不久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指南》中，技术科学部增选领域学科方向和名额分配方案提到了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绿色能源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3个领域。这是学部主席团和技术科学部常委会综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科发展趋势和院士队伍建设情况，认真分析研判后提出的。
《中国科学报》：在服务地方发展、加强人才培养方面，技术科学部开展了哪些工作？
杨卫：技术科学部组织会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走出去”。我们坚持“一次西部、一次东部”的轮替原则，确保会议资源均衡覆盖，避免过度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同时深度结合地方需求，每到一地都会精心组织专题座谈会，深入了解当地科技与产业发展需求，将院士的智慧与地方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
近年来，“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作为学部的标志性学术活动品牌和开放性学术交流平台，秉承学术民主、学术争鸣的优良传统，通过论坛带动全国学术网络建设，引导正确的学术价值判断，发现和培养人才。
同时，我们要求每位院士积极参与科普工作，特别是面向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这些活动深受欢迎，也是我们回馈地方、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的重要方式。
《中国科学报》：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科技竞争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你认为新时代技术科学应该如何发展？学部发挥智库咨政决策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或重点方向？
杨卫：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亟须破解“卡脖子”难题的背景下，着力发展技术科学具有三重战略意义：既是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抓手，也是优化科技结构、完善研发体系的关键路径，更是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夯实工程技术人才基石的必要支撑。
新时代技术科学的核心价值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上尤为凸显。最基础的科学原理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通常公开发表、全球共享，这部分相对不易被封锁；具体的工程技术和产品，由企业研发、设计和生产。而如何将这些公开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切实可行、能够支撑先进工程技术的核心方案、材料、工艺和设计理论，正是技术科学的核心使命所在。中间的转化环节往往是最复杂、最需要原创性突破，也是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
因此，强化技术科学研究，突破“原理到技术”转化的关键瓶颈，是我们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路径之一，这正是新时代技术科学肩负的重大战略使命。
《中国科学报》：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学科的研究范式变革，你认为这会对技术科学部的相关学科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杨卫：人工智能和科学的交织融合带来了很多新变化，也对我国科研体系、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出了全新要求。2024年，技术科学部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人工智能与技术科学”论坛，吸引了众多跨学科学者参与。
回到具体学科层面，以我本人研究的力学领域为例，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一个新兴方向——“数智力学”。我们认为，当前已进入超越信息时代的“数智时代”，数智力学旨在探索力学在数字智能时代的新内涵、新方法和新挑战。
此外，技术科学部常委会还将持续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发挥院士学术引领作用，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当前，国际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新兴技术革命重塑产业格局，这不仅关乎国家发展的命脉，也回应着社会公众对科技自立自强的深切期盼。破解这些难题的关键钥匙，在于打通从“科学原理”到“工程技术”的转化桥梁——这正是技术科学的核心使命。在这个技术科学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跟跑”迈向“并跑”甚至“领跑”的关键机遇期，在为全球前沿科技竞争和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贡献智慧的攻坚时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有组织地开展科技战略咨询，聚焦“卡脖子”难题和前沿交叉领域，部署专题性与应急性研究，有效服务国家决策。面向未来，我国技术科学的学科布局应如何优化？科学家和工程师又该如何通过有组织的战略研究与协同攻关，在关键领域实现原创突破？对此，《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技术科学部常委会主任杨卫。《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技术科学部在科技战略咨询方面的总体思路和主要目标有哪些？杨卫：钱学森先生将知识的产生大致分为3个部分，即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技术。按照这个划分，技术科学是连接基础科学与工程技术、将科学理论应用于生产实践、推动科学向技术转化的科学，天然地发挥着中枢和桥梁的作用。技术科学部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持续推动多学科融合的技术科学研究，瞄准前沿交叉领域和“卡脖子”关键问题，有组织地开展战略研判和战略咨询，充分发挥学部的科学思想库作用，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战略咨询，为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赢得主动发挥作用。一是加强咨询工作顶层设计，紧密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发挥学科特点，组织院士开展咨询研究。选题策划既要注重“卡脖子”的问题导向，也要重视前沿方向的探索研究，把科学问题落脚到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问题上。二是技术科学部常委会加强对咨询工作的指导，引导院士按照“服务决策、适度超前”的原则，站在国家层面剖析问题，在系统梳理已有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基于科学的判断，提出创新独到的见解。三是强化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升院士参与咨询工作的积极性。近年来，技术科学部咨询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为国家和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其中，“川藏铁路岩体工程的主要挑战和对策建议”“科学规划开发我国水能资源，助力电力系统消纳新能源的建议”都获评为2023年度学部决策咨询优秀成果。《中国科学报》：技术科学部如何有组织地开展战略研判和战略咨询，把科学问题落脚到国家战略需求和政策上？杨卫：我们根据咨询项目的性质和内在要求，科学地规划和管理时间周期，服务国家需要。例如，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围绕“卡脖子”关键问题，部署专题性咨询项目。技术科学部发挥原创性、突破性、创新性的专业优势，围绕国家骨干水网水资源高效利用、航空应急救援体系建设、碳中和目标的材料循环利用、储能技术及产业发展部署了系列专题性咨询项目。聚焦社会热点科技问题，设立应急咨询项目。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如2023年“7·11”郑州暴雨、梅大高速公路塌方修建等，技术科学部组织相关院士牵头调查、撰写咨询报告，真正做到了“快速响应，快速组织，快速评审，快速上报”，服务国家应急决策需求。还有一类项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学部咨询评议工作委员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机构，针对它们认为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议题提出项目需求，邀请或指定技术科学部的力量来“认领”和承担。例如，根据我承担的“开放科学”研究项目提出的“开放科学十年”行动计划已经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总体来说，技术科学部的咨询项目生态是多元且充满活力的，既有院士们自下而上发起、源于实践真知的研究，也有响应国家战略需求、自上而下部署或联合委托的重要课题，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国家科技决策咨询使命。《中国科学报》：技术科学部如何充分发挥学术引领作用，持续深入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特别是针对尚未形成学科的前沿领域、空白薄弱学科、交叉方向、战略需求及关键问题，技术科学部怎样进行分析研判，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引领性成果？杨卫：技术科学部坚持着眼学科发展前沿，进一步规范项目立项、过程管理、评审结题和成果发布等工作，提升学术项目成效。例如，近3年出版了宣益民院士主编的《电子设备热管理》、翟婉明院士主编的《轨道交通工程》等学科发展战略报告，对推动技术科学领域相关学科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2022年起，技术科学部常委会开始组织开展“前沿交叉研判项目”，针对尚未形成学科的前沿领域、交叉方向、战略需求及关键问题进行分析研判，推动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引领性成果。其中，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合部署了由姜培学院士牵头的“面向‘双碳’目标的能源转化利用领域前沿交叉战略研究”、由张清杰院士牵头的“氨氢融合新能源交叉前沿与颠覆性创新技术战略研究”等项目。此外，前不久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指南》中，技术科学部增选领域学科方向和名额分配方案提到了宽禁带半导体材料、绿色能源装备、船舶与海洋工程3个领域。这是学部主席团和技术科学部常委会综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学科发展趋势和院士队伍建设情况，认真分析研判后提出的。《中国科学报》：在服务地方发展、加强人才培养方面，技术科学部开展了哪些工作？杨卫：技术科学部组织会议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走出去”。我们坚持“一次西部、一次东部”的轮替原则，确保会议资源均衡覆盖，避免过度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同时深度结合地方需求，每到一地都会精心组织专题座谈会，深入了解当地科技与产业发展需求，将院士的智慧与地方发展战略紧密结合起来。近年来，“科学与技术前沿论坛”作为学部的标志性学术活动品牌和开放性学术交流平台，秉承学术民主、学术争鸣的优良传统，通过论坛带动全国学术网络建设，引导正确的学术价值判断，发现和培养人才。同时，我们要求每位院士积极参与科普工作，特别是面向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这些活动深受欢迎，也是我们回馈地方、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的重要方式。《中国科学报》：面对不断加剧的国际科技竞争和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你认为新时代技术科学应该如何发展？学部发挥智库咨政决策方面有哪些新的规划或重点方向？杨卫：在全球科技竞争加剧、我国亟须破解“卡脖子”难题的背景下，着力发展技术科学具有三重战略意义：既是健全国家创新体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抓手，也是优化科技结构、完善研发体系的关键路径，更是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夯实工程技术人才基石的必要支撑。新时代技术科学的核心价值在解决国家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上尤为凸显。最基础的科学原理是人类共同的知识财富，通常公开发表、全球共享，这部分相对不易被封锁；具体的工程技术和产品，由企业研发、设计和生产。而如何将这些公开的科学原理，转化为切实可行、能够支撑先进工程技术的核心方案、材料、工艺和设计理论，正是技术科学的核心使命所在。中间的转化环节往往是最复杂、最需要原创性突破，也是最容易被“卡脖子”的地方。因此，强化技术科学研究，突破“原理到技术”转化的关键瓶颈，是我们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路径之一，这正是新时代技术科学肩负的重大战略使命。《中国科学报》：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引发学科的研究范式变革，你认为这会对技术科学部的相关学科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杨卫：人工智能和科学的交织融合带来了很多新变化，也对我国科研体系、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等提出了全新要求。2024年，技术科学部与清华大学共同举办了“人工智能与技术科学”论坛，吸引了众多跨学科学者参与。回到具体学科层面，以我本人研究的力学领域为例，我们正在积极推动一个新兴方向——“数智力学”。我们认为，当前已进入超越信息时代的“数智时代”，数智力学旨在探索力学在数字智能时代的新内涵、新方法和新挑战。此外，技术科学部常委会还将持续开展学科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发挥院士学术引领作用，为国家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